科学的这种使命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幻觉，以为社会科学也是在追求真理。

社会科学理论的确是“有用”的理论。马克思的学说改变了人类20世纪发展的轨迹，改变了包括你我在内的数十亿人的命运，这种学说的伟大，只有不多的几项自然科学成果可以与之相媲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带来了今天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人类思想成果改变社会的奇迹。但这些理论却与“真理”无关。有人也许以很多人甚至为追求“真理”付出了生命说明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有真理。但我们仔细想想，比如为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的确有不可计数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同时也有不可计数的人为了另一种社会制度付出了生命。既然他们都坚信自己所追求的就是真理，而社会发展实践却很难证明究竟谁对谁错，所以我们至今也不能判断谁的追求是真理。其实，历史上多数人追求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不过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追求理想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这种理想并不能用对待（自然）科学真理的方法进行检验。

因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并非真理而是价值，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或正确性也无法通过理论进行最终检验。简单地说，对于同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果。例如房价，几乎每一个时候的房价，不同的学者对其好坏判断可以相差很远。因为说房价低依据的是房产商的价值观，说房价高的依据的是收入不足以买房者的价值观。对于价值判断这个问题，学者们的判断也有价值判断。有些学者据此不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科学研究中由一个事实应该推理出一个结论。也有些学者这种价值判断恰好构成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

那么 社会科学就不需要“求真”了？要的，但只是追求真实，比如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某地居民的行为偏好。这时我们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的态度，有时还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但我们不能将这种“求真”理解为追求真理。

由于社会科学缺乏一种获得真理的极终方法，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成果进行讨论时，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只是一种从未证明过的假说。辩论也时的确能够辩出什么理论是错误的，比如从错误的事实或数据中推导出的理论大多是错 误的，导出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结果的理论也是错误的。但我们很难通过科学中已经认可的“方法”，证明某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取决于实践，或者理论的应用。老邓的“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即使从逻辑看也有问题，但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效用明显。而老毛那种类似正确的辩证法、矛盾论，却能导致很多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具体到图书馆学，我一贯的立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批评或辩论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研究者的理论正道是理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系统地发展自己的理论与学说，推动理论的进步。例外的情况是，一种理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压制了其他理论的产生，这时可以通过对这种权威理论的批评，为新理论的产生创造条件。这种例外在目前的图书馆学并不存在。因此，研究环境较好，研究资源较多的研究人员与大学教师，应该将精力放到原创性研究上，将检验理论正确性的任务交给实践，批评与辩论只是为了宣传与普及某种理论。而普通图书馆员、青年学生、甚至某些青年教师，若苦于无法发表论文，找些观点写批评文章，的确是一条写文章发表的途径，我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的。只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在探索真理，搞得世人皆醉我独醒一般。

读过巴特勒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本书的风格与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很像，但看上去更零乱一些，多了一些博尔赫斯的风格。因此，如果不将它作为一本图书馆学的书来读，很难想像能从这些零乱的、天马行空般的文字中读出很多的精彩。而一旦你愿意将它当作一部另类的图书馆学导论，你就会看到一个现有教科书中没有涉及过的图书馆学世界。

书中涉及了太多的图书馆史料，从亚述的图书馆到亚历山大图书馆，从莫高窟到大英图书馆，博尔赫斯的故事讲得很细，卡内基的故事有很多我没有听过到，还有我们概论中经常涉及的图书馆学家：伯里、莱布尼兹、帕尼兹，等等。但这些史料往往是信手几句。因此，如果对欧美图书馆史没有些基础性的了解，也许会感到一些枯燥。

我比较喜欢书中的细节描述。例如，卡内基做学徒时，当地一家免费公共图书馆换了新馆长后收费，卡内基居然能给该馆长写信，最终改变了该馆的收费服务政策。又例如，我们都听说过那句话“多建一座图书馆，少建一座监狱”，但没有出处。《夜晚的书斋》记述了英国公共图书馆产生的前夜，1832那年，作家卡莱尔怒气冲冲的提问：“为什么每一个市镇都有一所皇家监狱和许多绞架，却没有一所皇家图书馆呢？”这么精彩的句子。书中甚至有帕尼兹手绘大英图书馆阅览大厅的草图，那个大厅一直被认为是图书馆建筑的经典。

当然，其他领域的学者看这本书，更多看到的是“夜晚”。《文汇读书周报》一篇书评的标题就是禁书：图书馆的影子。

今天在该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美国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缘起、历史贡献与学术局限，这个题目我有些兴趣，故浏览了一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杜威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所制定的“三R原则”和他的图书分类思想上。“三R原则”——“合适的书、合适的读者、合适的时间（Right Book; Right Reader; Right Time）”这一原则，其目的在于让大多数人都能够以最低的读书成本，即花费最少的钱和最少的时间获得最需要的书籍。杜威的这一“三R原则”既是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当时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这段话中的“三R原则”看得我有些犯迷糊，原因是我只听说过杜威提出的“三最原则”（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而且是被ALA在1988年作为ALA座右铭重申过的。马虎不得，马上查阅。关于三R原则没什么收获（查google，检索式："Right Book; Right Reader; Right Time" Melvil Dewey，有人知道杜威何时提出三R原则望告知，不胜感谢），却查到ALA2004年为是否废除“三最原则”这一ALA座右铭而进行的讨论。

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 at the least cost是杜威最先提出，1892年，杜威如日中天的年代，ALA采纳该原则，将其作为协会的座右铭（ALA motto）。但后来这一座右铭渐渐被人遗忘，在ALA的文件中很少出现。于是1988年纪念ALA成立百年时，ALA重申了这一原则。2004年，ALA理事（Councilor）Janet Swan Hill在年会上提交了一个议案，即《ALA CD#57废除ALA座右铭决议案》，Hill认为ALA座右铭陈旧、不完整、家长式粗暴，不适合新世纪，因此提议从ALA组织手册和其他任何印刷文件与电子文件中删除它。当年表决结果是仍保留这一座右铭，表决票数为98–52，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奠基性的座右铭。

2004年我写《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时还没有看到这段讨论，但即使看到，我也会高度评价杜威的“三最原则”。我很喜欢杜威的这一原则，原因是它提到了图书馆活动的效率（at the least cost），有了这一限定，它就与我们国家的“为了找书，为书找人”有了重大区别。馆长可动员很多人为领导为教授去找一、二本书而为得到的一声好评自得，但这是违背西文图书馆学“专业”传统的。图书馆学专业的目的是通过一套专业的、科学的方法，使得图书馆员可以在低成本条件限制下，为大量读者提供最佳的服务。我们的分类编目，曾经就是这样的方法。

关于程式定理，本人去年曾写过随波逐流议“定理”，话已经讲完了。如果要有补充，我只能说一句，在社会科学中，“定理”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当然雨僧先生可能不满意图书馆学对待“定理”讨论的态度，希望通过讨论能够让图书馆人明了定理的严肃性。应该说，雨僧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学人的观点。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有价值的。这就引出另一个学理问题：社会科学的价值是什么？

社会科学中有一个流派，他们觉得社会科学不够科学，因此希望引入一些纯科学元素改造社会科学。这些人中又有二派，一派是批评派，他们用科学元素批判图书馆学。最典型的是马恒通先生，不知从什么人的文章中找到了个“前科学”的概念，于是一直用“前科学”作为批评图书馆学的武器。马的这种研究思路严格地说出自刘迅，刘至少用过5个类似概念批评图书馆学，但没有一个概念写过二篇以上的文章，典型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研究在国外图书馆学较少见。另一派是“建设派”，如王子舟教授在其教材中引入类似定理的元素，作为教材的逻辑起点。最极端的叶鹰教授，希望以分析的方法建立图书馆学的体系，写了不少文章。这条路我也走过。上大学时我对于图书馆学极端失望，深信数学可以改造图书馆学，读了很多科学方法论的书，一看到西方图情论著中有公式就眼睛发亮。这种研究国外也常见。巴特勒则是走了很久后反思：当时是科学得过头了。

其实二战结束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派是社会应用。一种理论无所谓对错，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这一条也不那么重要），就是好的理论。战前贝尔纳在其名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描述社会科学时写到，“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可以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缺乏应用十分不满。但在二战后，社会科学大规模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到1972年，丹尼尔·贝尔写《二战以来的社会科学》时，底气就足多了（由于可用实验检验，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以经济学为例，数学推导固然重要，但一种学派能否成功，决不取决于推导的正确，而是该理论能不能导致决策的成功。

回到图书馆学，很庆幸中国图书馆学家在世纪之交找到了正确的理论道路，这就是以理论研究成果推动图书馆事业管理者正确的决策与图书馆人观念变革。理论家很少有人有幸能够恰好赶上时代的变革，更难有幸使自己的理论在变革的前沿弄潮。而李国新、程焕文就是图书馆学理论中的这类幸运儿。与雨僧先生对“定理”的执着追求相比，我更欣赏图情释怀先生的认识：程氏定理的推导，“每一步都体现了图书馆事业艰辛的进步。”“我也轻贱过图书馆学，但知道了图书馆事业艰辛的历程，看到图书馆学人通过奋斗将理念变为公理、定理，不得不对图书馆学心存敬畏。”我也不认为程氏定理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定理，或者一个很好看的定理，但我对该定理与图情释怀一样，心存敬畏。

文学作品有风格流派，如古诗词中的婉约派和豪放派。人文科学中，不同风格流派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样写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写得很专业八卦，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更是创造了专业八卦的新纪元。但纯科学作品一般没有这类流派，按照一个“科学规范”行文就是，论文从导言到致谢千篇一律，非常的骨感，句子常带着长长的从句，极少用典、也不大用生僻词。

那么图书馆学呢？图书馆学的主流显然希望向纯科学学习，所以学术论著的最常见风格就是骨感。即使文章的学术内容不够字数不够了，仍东扯西扯地扯，而且必须要扯得符合科学规范，扯得骨感，而不是扯得八卦。尤其图书馆学进入正规的大学专业教育时代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看81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作者们努力向纯科学学习，那个累，你都感觉得到作者们扯的累。图书馆学中不是没有八卦些的文字。这些文字要么是随笔，如程亚男《流动的风景》，要么是批评文字，批评文字就不举例了，总之批评文字很容易写出八卦来，有些批评文字可以说太过于八卦了。

其实国内外的图书馆学中，“专业八卦”虽非主流，但绝对是一种学术常态。谢拉的《导论》就比较专业八卦，图有其表表扬《20世纪》时同时表扬了的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无疑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专业八卦精神的力作。技术领域，William Y. Arms的《数字图书馆概论》也很专业八卦，可读性很强。当然我们的那本《图书馆2.0》也有那么些味道了。

我理解的专业八卦，应该是不拘一格地构思与行文，恰到好处地用典（用典并非用“古”典，威廉·曼切斯特常用小报边角故事为典讲大历史，堪称用典大师），轻松些的文字，用以表现具有穿透力的理论分析。我在某几篇写史的论著中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过这种风格，但差得太远，远远不能说具备了“专业八卦”的精神。其实，我们这代人，《图书馆学基础》模式教材与课程培养的一代人，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专业八卦的潜力了。寄希望于在博客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如游园、表哥他们，当他们的功力到了足以写出石破天惊之作，而出版商又乐于出版他们的大作时，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才能见到真正的专业八卦的图书馆学论著。

写了《想点子还是做研究》后，有朋友问：你的文章如何？记得上学期与本系一教授聊论文，该教授问我一年能写多少论文，我说是约二年一篇论文。也就是说，我约二年一篇论文，每年约十篇文章，百余篇博文。当然，这些文章在年底报成果时，我是都要作为工作量报上去的。

图书馆学中非“研究”型的学术文章有三类。一类是评论文或议论文，包括读书笔记。我的文章中最多的是“评论”。2002年以前写的图书馆学基础方面的文章，几乎100％是评论。除一些综述、回顾文章外，比较有名的《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图书馆学》等，也是综述、回顾加评论。就象文学有创作与评论一样，图书馆学也应该允许评论的存在。评论文章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或“点子”，同时需要较大量的专业阅读。另一类是随笔或感想，蒋永福先生的《坚决依靠政府》即是此类。这类文章除了要有好点子外（看蒋在《图书馆》的系列随笔即知），还要有文字功底，即文字要写得漂亮，一般还应该比较大牛。非大牛的随笔感想，有趣的，到《新华书目报》发表比较可行。第三类是见闻和工作描述，见闻写起来容易发起来难，一般只有很大牛的人，刊物才舍得给版面。见闻怎么说也是“原创”，又能让大牛在刊物上亮个相，不少刊物愿意发。工作描述则多数要靠照顾，或发于较差的刊物/栏目上。

图书馆学的牛人们也很想做研究，但他们事务缠身，应酬多多，约稿也多多多多，而研究又不是一时半刻做得出来的，为了学术交流，于是先写篇文章将自己的想法（点子）公开了再说。当然也有些大牛懒得做研究了，反正很多编辑也不认得什么是做研究什么是写文章，于是放弃研究专写文章交差。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妥，因为更多的读者也只认得文章不认得研究。只是久而久之，由于牛人的“示范”效应，由于那些非研究型文章不是出现在刊物的“评论”、“随笔”栏目而是出现有“研究”类栏目，出现在刊物的重要位置，因此，学界的初入者很容易将这些非研究型学术文章当作研究成果而效法，结果是“取法乎中，得乎于下”了。

因此我对青年朋友的感想是：趁自己还没有成为牛人、还没有被无数约稿纠缠，写写以研究为基础的论文。